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 113 年度台上大字第 4096 號裁定（民國 114 年 05 月 14 日）
詐欺集團的底層人員（車手、話術人員、取簿手），很多人進去之後根本沒有拿到任何報酬，就在集團還沒轉帳給他之前被警察查到了。這些人在偵查、一審、二審全程認罪，卻遇到一個尷尬的法律問題：民國 113 年 7 月 31 日制定公布（同年 8 月 2 日施行）的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（以下稱「詐欺條例」）第 47 條前段明文規定，「如有犯罪所得，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，減輕其刑」。
「如有犯罪所得」，沒拿到錢的人，這句話讀起來好像跟自己無關，好像根本沒有減刑的空間。
正是這個疑問，在最高法院的不同庭組之間引發了歧見，最終提交大法庭統一見解。
案件的起點是一名一線話術人員，他在詐欺集團中對被害人施以投資詐術，10 件犯行中 2 件既遂、8 件未遂；他僅就其中 1 件既遂之犯行領得報酬新臺幣 7,000 元，其餘 9 件（含 1 件既遂、8 件未遂）均未取得個人報酬。他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。
問題來了：「犯罪所得」到底指什麼？最高法院出現兩種對立見解：
甲說（個人報酬說）：「犯罪所得」指的是行為人自己個人實際拿到的所得，不包含其他共犯或整個組織詐得的被害金額。沒有個人所得的人，只要全程自白，就合於條文前段的減刑要件。
乙說（被害金額說）：「犯罪所得」指的是被害人被詐騙交出的全部財物。行為人如果沒有「犯罪所得」（因為都算在整個集團的犯罪所得），就沒有減刑規定可以適用。
這兩種見解的差別，對底層人員的影響幾乎是有減刑與沒有減刑的差距。提案庭（刑事第三庭）傾向採乙說，但徵詢最高法院各庭結果，各庭均不同意乙說、一致採甲說，無法以徵詢程序統一，因此提案大法庭裁判。
民國 114 年 05 月 14 日，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作成裁定，統一採甲說，主文如下：
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 47 條前段規定：「犯詐欺犯罪，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，如有犯罪所得，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，減輕其刑」，所稱「其犯罪所得」，係指行為人因犯罪而實際取得之個人所得而言；倘行為人並未實際取得個人所得，僅須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，即合於該條前段減輕其刑規定之要件。
用白話說：條文裡的「其犯罪所得」只指行為人自己實際拿到的那份，不包含其他共犯或組織的所得。如果行為人根本就沒有拿到任何個人所得，那他只要從偵查到歷次審判都認罪，法律就必須幫他減刑，不需要另外繳任何錢。
大法庭從五個角度支撐這個結論：
文義：條文用「其」犯罪所得，「其」指向行為人本人，不及於其他共犯或組織整體。
體系：同一條文後段講的是「全部犯罪所得」可減輕或免除其刑，前段的「其」對應後段的「全部」，在文字層次上就有了區分，前段只限個人所得。
目的：立法理由說這條的目的是讓訴訟儘早確定，並讓被害人有機會取回財物。如果把標準拉高到「必須繳出整個集團的被害金額」，只會嚇阻底層人員認罪，被害人反而什麼都拿不回來。
歷史：立法院最後採的是行政院版本（必減規定），不是立委版的「得減輕」（裁量）。立法者已考量：只要符合要件，就應該減刑，不留給法官裁量空間。
個人責任原則：自白是行為人個人的訴訟行為，自動繳交也是個人的後悔作為，這些都屬於個人的刑罰減輕事由，應依個人責任原則只對符合要件的那個人適用，不能連累其他共犯，也不能因為其他共犯沒有履行而否定這個人的權利。
大法庭統一見解確立後，詐欺案件底層人員的情形大致可以分為三類（以下均以舊法框架分析，適用範圍詳見下節）：
| 情境 | 條件 | 效果 |
|---|---|---|
| 沒有取得任何個人所得 | 全程自白（偵查＋歷次審判） | 必減其刑 |
| 已取得個人所得（如報酬） | 全程自白＋自動繳交該個人所得 | 必減其刑 |
| 希望爭取更大寬典（後段） | 全程自白＋因而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組織頭目 | 減輕或免除其刑 |
大法庭在裁定理由中特別提醒：「並非不分情節一律減輕其刑二分之一」。法院仍會具體審酌行為人在集團中的分工輕重、自動繳交財物佔被害金額的比例，以及與被害人和解賠償的努力程度。減刑只是起點，量刑的最終結果仍取決於全案情節。
這個大法庭見解解釋的是詐欺條例舊法第 47 條前段，適用對象是自民國 113 年 08 月 02 日起至民國 115 年 1 月 21 日修正公布前之案件。
詐欺條例已於民國 115 年 1 月 21 日修正公布（同年 1 月 23 日生效施行），減刑規定改採自首與自白兩條路：
兩條的共同要件是「六個月內支付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的全部金額」，而且都改為法院「得」減（自首那條可以減輕或免除），由法院個案裁量，不再是舊法的必減。兩條各自的第 2 項另有更高一階的減免：如果因而查獲集團首腦，或扣得該組織向全部被害人詐得的所有財物，自首者得免除其刑、自白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。
立法方向很清楚：新法把減刑跟「實際賠付被害人」綁在一起。臺灣高等法院 115 年度上訴字第 1567 號刑事判決就指出，新法「將舊法之『應減』改為『得減』」，行為人支付的和解金額未必少於舊法要繳的犯罪所得，「行為人因而負有迅速填補詐欺犯罪被害人財產損害之責」，整體比較後新法並未較有利於行為人。
因此，對於民國 113 年 08 月 02 日起至民國 115 年 1 月 21 日修正公布前發生的行為，如果符合舊法減刑要件，依刑法第 2 條從舊從輕原則，適用舊法反而對被告更有利。這個新舊法比較問題，已有高等法院在後續案件中特別審酌（如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115 年度金上訴字第 1100 號、臺灣高等法院 115 年度上訴字第 1567 號）。
大法庭裁定後，實務界跟隨情形相當一致。民國 115 年 07 月查詢，臺灣高等法院、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、各地方法院均已大量引用此裁定意旨，對於全程自白且無個人所得之被告，直接認定符合舊法第 47 條前段減刑要件。未見有法院採原提案庭乙說見解。
此外，部分案件中法院也以本裁定精神，類推適用於洗錢防制法第 23 條第 3 項的自白減刑規定（如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15 年度審簡字第 999 號），本裁定也已影響詐欺條例以外的自白減刑實務。
如果你或你的家人正面臨詐欺相關刑事案件，在舊法框架下，底層人員若確實沒有拿到個人報酬，且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認罪，依法應減輕其刑，而非由法官自由裁量是否給予。
但每個案件的細節都不同，新舊法的適用、犯罪所得的認定、量刑因素的佈局，都需要在個案中具體分析。建議在訴訟前諮詢律師，了解自身案件的具體選項。
出處：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 113 年度台上大字第 4096 號裁定，民國 114 年 05 月 14 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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